新冠肺炎疫情从暴发到蔓延，像张起了一张蛛网，将错愕不及的人们封锁在黑夜中，焦心、恐惧、害怕、担忧……
但黑夜里，仍有人在努力点亮星光，用一条条新闻报道，扫去尘埃，传递希望。
此次，《传媒茶话会》联系到了人民日报社《健康时报》记者张赫，中国妇女报·中国妇女网记者徐旭，红星新闻深度报道中心记者任江波、潘俊文，红星新闻深度报道中心、长江中游城市群（武汉）新闻中心负责人王震华。
2月22日，人民日报社《健康时报》记者张赫来到武昌方舱医院做直播，那里是一些轻症患者。
在方舱医院，张赫给患者送上了当天出版的《健康时报》
患者区内，一名39岁的区长告诉张赫，她出院第一件事就是去献血，想帮助更多还没痊愈的人。另一名50岁正在看书的大叔，是从县城来到武汉帮女儿带孩子的过程中感染的。张赫问他，这次疫情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时，大叔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感受到我们的祖国太强大了。”说完他眼泪就掉了下来。在张赫直播雷神山医院第一批患者出院时，一名坐在轮椅上83岁的老奶奶最先出来。院长俯身告诉她：“不需要花钱，国家给你们交过了。”张赫说，那一瞬，在老人的惊讶里，她看到了一个国家给群众的底气。中部战区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告诉张赫：“在ICU，患者一天需要打8针免疫球蛋白，每针700多元。光一种药，一个患者每天都要花费近6000元，重症患者每天的费用则在2万元以上。如果上了ECMO（人工肺），第一天的费用就是10万元。但这一切，都是国家在买单。”
在专家驻地，张赫正在专访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主任罗凤鸣
当张赫见到殉职的90后医生夏思思的妈妈，看着女儿生前办公桌上摆满鲜花，悲痛地趴在地上哭时，她也跟着流泪。在前线采访的这段短时间里，张赫似乎把几年来没流过的眼泪都流完了。当看到殉职医生家属哭得撕心裂肺的时候；看到医疗垃圾处理转运的工人说，不管多难多险，都必须有人干的时候；看到援鄂专家走出红区满身湿透的时候；看到患者举着拳头说祖国很强大的时候……太多这样的场景，都让张赫忍不住落泪。“我们在苦难之中挣扎，但也从未放弃期待光明。”截至2月28日，张赫来到武汉已经14天了。这14天里，张赫没有休息过一天，却没有一天觉得累，“因为在这记录历史和时代的过程中，每一分钟我都不舍得缺席。作为记者，我们要用自己的眼睛和笔，让全国人都看到真实的武汉：充满感动和温暖。世界需要我们做桥梁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：到处都是坚毅和英雄”。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”这是张赫到武汉后时常想起的一句话。为什么任重而道远？在一个个采访和一个个敲出的文字里，张赫说，她越来越明白，弘毅之士，以仁为己任，是博爱、担当、责任、格局和胸怀。在新闻现场，不是完全靠技巧，不是完全靠经验，更多的，是真情的输出，是正确价值观的传递，是要做正能量舆论的支柱。在武汉的14天，在每一次惊心动魄的感动里，她都更坚定了初心，并要带着它，在这条漫长的记者之路上，坚持到底。
不舍得缺席的，还有中国妇女报·中国妇女网记者徐旭。从1月28日逆行到武汉，在这里的每一天，徐旭的双眼也都会被泪水打湿。
正在采访中的徐旭（中）
在采访感染新冠肺炎痊愈、重返岗位的中南医院护士郭琴时，徐旭问她，当疫情结束后，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时，徐旭以为，郭琴可能会说睡觉。毕竟，郭琴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，长时间下来是极度疲惫的。但郭琴给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回答——我最想见到我儿子。电话另一端，徐旭既是错愕又深受触动，电话两端的两个女人说到这里，都抽泣起来。郭琴说，没发生疫情前，虽然工作忙，但回到家也能见到孩子。而疫情防控期间，住在外面，她完全见不到孩子。采访当天，是她愈后返岗的第三天，这一天她特别想儿子，想回家去看看，但被同事拦住了。郭琴告诉徐旭说，很多同事和她一样，都是妈妈，想孩子想得不行，但没办法，不能把感染的危险带给孩子，大家只能相互鼓励，相互安慰，相互阻拦。
徐旭（右）正在采访张继先
同样让徐旭感动落泪的，还有湖北疫情上报第一人——张继先。此前，张继先的一句“我把这辈子眼泪都流干了”，让亿万网友记住了她，并称赞她为英雄。徐旭回忆道：“当时，我在新华医院采访张继先时，身材瘦小的她自曝是个‘暴脾气’。她平时对科里的医护要求很严格，不按规定来的，她还会骂。‘平时不爱哭’的她，看到医护人员在一线奋勇拼命会哭，看到病人生死离别也会哭......”张继先说，看着医护人员和病人，每天的感动太多，感触也太多，眼泪是控制不住的。2月14日，中国妇女报官方微信号以疫情中出生的宝宝为主题做了一期报道，名为《新生·希望》。徐旭转发了这期报道，并在朋友圈写道：武汉，快快好起来，我再也不想为你流泪了。
1月20日得知武汉疫情变得严重的消息，红星新闻深度报道中心记者任江波主动报名去了武汉。
去年年底才来到红星新闻的王震华，是长江中游城市群（武汉）新闻中心的负责人。对于这位新同事，任江波很期待，“他在武汉大学念的大学，也在湖北当了多年记者，虽比我们大一些，但很有经验和新闻热情，同事们都叫他华叔”。任江波说：“去之前，我打电话给在武汉的一家三甲医院当眼科医生的表姐，她说医院有眼科医生感染了，疫情情况很不好。妈妈、老婆反对我去但也劝不住，出发前妈妈提醒我，这两天可以不打电话，但要给她发个微信，不管发什么都行。我在成都买了五六包医用口罩和五六个PM2.5的口罩，背上一个双肩包和小挎包就出了门。”据了解，2019年12月，华南海鲜市场传出疫情后，王震华就一直紧紧关注着疫情的消息，之前就出过报道。22日，任江波和王震华商量分开行动，分别探访武汉同济医院、武汉协和医院等四大医院，以及华南海鲜市场和汉口火车站。任江波连着几天去了医院的发热门诊，看到排队等候打针的人群长到望不见尽头，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的严重。“最直观的感受是深夜探访定点医院的发热门诊，夜里12点病人还在排队，等着看病打针，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故事。”任江波说道。1月24日，任江波拿着自己的手机第一时间做了新闻直播，地点是正在建设中的火神山医院。“这一天，我在医院采访时遇到一件心有余悸的事。为了避免使用客梯，我准备乘坐写有‘患者通道’的货梯，电梯开门后，看到一位穿着防护服的护士拎着一袋医用垃圾迎面而来，我当时只是戴着口罩，觉得自己暴露在病毒里了。”任江波心里很是后怕。24日除夕夜，在中南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休息室里，任江波、王震华和医护人员就着盒饭，简单地用酸奶碰杯，算是吃了年夜饭。饭后，大家又开始各忙各的。
除了在武汉奔忙，任江波的另一位同事潘俊文也在黄冈辗转采访着。“我的第一站是黄冈红安县。之前，‘父亲被隔离，17岁脑瘫儿去世’的事情引发关注，我想去寻找脑瘫儿死亡背后的基层疫情防控困境。”潘俊文说。“从长沙到红安县，车只能开到高速路口，那里距离红安县城还有30多公里。我只能拉着箱子一路走，一路招手搭车。但没有什么车，也没有司机愿意停下来。最后，还是在一个店铺里联系到一名司机，我才顺利到达县城边的关卡，徒步4公里才进城。”到了红安县却进不了乡镇。潘俊文试图正面突破官方，找疫情防控指挥部、找县委宣传部，但是得到的答案很坚决：一切关于疫情的事情都不接受采访，要报道可以直接转载政府官网信息。采访陷入僵局，潘俊文不得不撤出红安。县委宣传部得知消息后，立刻联系了一个同行的车，送潘俊文。从红安到浠水，又到鄂州，潘俊文去了鄂州进行基层疫情防控的探访。潘俊文说：“当时鄂州还没有限制居民出行，路上可以骑电动车。我连续两天骑着共享电动车到乡镇，电动车电量只能坚持15公里，每次返回的半路就没电了，我不得不走进城区，扫码换另外一辆回酒店。”因为鄂州情况还好，潘俊文在采访之后，试图去情况比较严峻的黄冈市。鄂州和黄冈隔着一座鄂黄长江大桥。第一天，潘俊文到大桥卡点，交警说需要通行证才能通过。没办法他只能找防控指挥部。情况也一样，防控指挥部听说是记者，听说要离开，他们很快就协调交通了。黄俊文背着包，拉着箱子，穿过长江大桥向黄冈进发，最后徒步5公里，到达市中心。到了黄冈市中心后，黄俊文相继去了超市、社区、各个药店，还去了黄冈惠民医院、黄州区人民医院、黄冈市中医医院、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等地。采访虽一路艰辛，但黄俊文一直没有放弃，“这几天，各个卡点的盘查和交通限制了很多采访，每天被测七八次体温，走四五公里是常态。但是我觉得还好，作为记者，我必须让大家知道武汉之外还有很多值得被关注的故事和困境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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